劍橋的法寶

作者 – 黃國俊博士

1911年,香港大學創校;1912年,聖約翰宿舍隨之而成立:是香港大學的第一所舍堂。戰前的聖約翰,四個舍監,全都是劍橋畢業生。戰後的聖約翰,師法牛劍,正名為聖約翰學院。去年香港大學慶祝100週年,今年輪到聖約翰了。

今年3月23日,劍橋大學凱思學院 Gonville and Caius ( 讀Keys) College 的主席梁維耀教授,到聖約翰學院主講「學院生活對大學教育的貢獻」,是慶祝一百週年的重頭節目了。

劍橋大學有31間學院,凱思屬中型:有七百多人,但學術成就斐然。諾獎得主12人,包括發現中子的 James Chadwick;發現盤尼西林的 Howard Florey;量子物理學家Max Born;發現DNA的 Francis Crick;經濟學家 John Hicks, Richard Stone, Joseph Stiglitz ? 就連佛利民,也是凱思的訪問院士。漢學家李約瑟、大名鼎鼎的物理學家翟金,更不用多說了。翟金的辦公室,今天還在凱思呢!

梁維耀教授本身,就是首屈一指的超導電物理學家。2008年在香港見過梁教授;2009年劍橋大學慶祝800週年,適逢我在土地經濟系訪問,遂專誠到凱思學院探望他,並細看了凱思學院古樸的校園。如今再恭聽梁教授的一席話,百年回首,見賢而思齊,不禁問道:劍橋如此成功,究竟有何法寶?

思前想後,總合了三大要素。未及比較其他一流大學。祗能算是個人的觀察。

一、學院競爭

有別於其他大學,牛劍的教育,都是以學院為中心:高考生必先有學院取錄,才得進劍橋。劍橋31所學院,都爭相取錄全國內外最優秀的學生,供他們住宿,聘請最優良的老師、個別指導,培養成材。學院師生,都以畢業生的學問及成就為榮。

劍橋的學院,不以學科來區分。例如凱思,幾百個師生,文、理、經、工、法、醫 樣樣齊。學科雖有所不同,但幾百人共同生活、共同學習,師生關係密切。大家都互相認識,歸屬感很強。凱思的榮譽,也就是每個凱思人 (Caian) 的榮譽了。

學院的老師,大都是大學的教員。大有學問的教員,學院都爭相聘任,來負責指導學生。大有名堂的學院,安排諾獎級數的老師,來指導一年級的本科生,亦不足為奇。名師指導高徒,至高境界,是學生甚至不用上大學講師的課,單靠學院老師的指導,也能考取一級榮譽。

學院的導修課,絕對是小班教學:一對三、四,是最普遍。一對六是最多的了。文學科一對一,也不罕見。學院教授指導學生,是榮譽多於報酬的。但若果學生人數過多,就要聘請研究生來幫忙了。例如三一學院,研究生指導學生是按時收費:一對一每小時26.93英鎊;一對二 33.00;一對三 37.74;一對四 38.56;一對五 39.80;一對六或更多,都是 40.98。見微知著:時薪的增幅,也是按小組的人數而遞減,顯然不鼓勵大班教學。

劍橋還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:就是負責授課的講師,不出試題,要由學系裡別的同事來代勞。試想:每家學院的高人學者,負責指導學院的高材生,課堂卻由大學中央的一位講師來教。但每個學者的學問重點有所不同,講師既講課、又出試題,各大學院的高人學者、高徒,豈不都給牽著鼻子走 ? 故此,劍橋有「講師不出題」之例:講課的、擬題的、指導的、學習的,都跟據同一紙課程文本,分別辦事。這個辦法,搭設了一個較為公正的平臺,供學院互相競爭。劍橋甚至編有Baxter Tables,把每所學院、各科學生的畢業成績排名,內部傳閱,供學院導師「參考」。學院導師的壓力,可想而知。

二、財政獨立

劍橋的學院,大都是財政獨立,除了學費,就得靠捐助。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,劍橋13,878個師生服役,2,470人身亡,教學活動、財政收入,都幾乎癱瘓。英政府遂開始定期資助劍橋大學 ( 但不直接資助學院 )。到了今天,通過劍橋大學發給學院的資助,僅及每個學生教育成本的一半;餘下的一半,就要靠學院其他資產收入來維持了。二次大戰之後,土地價格飆升,手頭有土地的學院,都富起來。據估計,最富有的三一學院,資產過百億港元。

無求品自高:學院多收一個學生,就要多賠一個,當然沒有理由,要屈節求全了。政黨興替,政客要打民意牌:要大學多做這個、少做那個,政府的教育政策,可能變得飄忽。 龐大而獨立的財政,對於學術自主,更顯得異常重要。

當然,做學問也不能純粹是浪漫行為。學院、大學、政府之間的角力,長年累月,從未有止息。但學院的庫房充裕,談判起來,當然比庫房空虛,好得多吧。

三、英皇御准

有別於其他公民 (或名紅磚) 大學;牛津、劍橋兩所古老大學、以及其中眾多學院,都是受英皇御准而辦學的。

兩次大戰前後,近百家公民大學,如雨後春筍,由個別城市設立,目的是服務城市的需要。例如曼徹斯特理工大學,前身是曼徹斯特工業機械學校 ,1824成立,以訓練工業革命所急需的科技人才。由省市發起、由省市籌務經費,公民大學受省市政策左右、側重於科技訓練,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了。

當然,牛、劍本身的發展,也不能獨立於政治。800多年歷史、受英皇御准而辦學,牛劍的教學內容,自然側重傳統的學科:宗教、古典、及其他人文學科。自然科學,也得在啟蒙時代之後,才得以大力發展。牛劍的發展史,也緊隨皇室政治,環環相扣。

例如1167年,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留學巴黎,促成了牛津大學的成立。1209年,部分牛津的學者,不容於牛津居民的惡意對待,逃到了劍橋,開始在劍橋教學。英諺的所謂Town and Gown,就是指大學城裡的居民,由於方言、思想、風俗習慣,與外來學者大相逕庭,時常發生衝突。這些矛盾持續了幾百年,英國皇室為了保護學者,遂接續「御准」眾學院從事教學。

又例如凱思學院的第二創辦人凱思醫生,本身就是個御醫:是愛德華六世、瑪麗一世、伊利沙伯一世的御用醫生。他1533年赴意大利帕多瓦習醫,1541年回國。當御醫期間,凱思醫生為凱思學院籌得巨款,蓋了新大樓。但隨著亨利八世與羅馬天主教決裂,伊利沙伯一世又當上了英國聖公會的最高首領,凱思醫生後來被指保存天主教的聖物與祭衣,須於凱思學院的中庭,公開焚毀。1568年,英廷又免其御醫之職,5年之後,他便黯然離世。

牛劍學院跟英國皇室的關係密切、錯綜複雜。但從果效來看,千多年的君主政權,給予牛劍的支援:全程達八百多年!這對於這兩所大學的發展,固然十分重要。從法理的角度看,由於每一所學院,都是英皇御准,這意味著每所學院的憲章,若要改動,須先得數百個院士,大部分投票支持,再呈國會批准。因此,憲章的大幅改動,難若登天。這立憲方法,有助一個成功的學院制度,長久地持續下去。

三寶之最

學院競爭、財政獨立、英皇御准:是牛劍的三大法寶。這三寶之中,應以「學院競爭」為上。其餘兩寶,是維持這個競爭制度的方法。競爭是成功的要素:這是經濟學、生物學的共同觀點了。

大學之外,劍橋當然也跟其他大學競爭。不過,大學內外的競爭方式,顯然有所不同。例如美國的名校,實力都放在研究院裡。研究成果,公之於世,競爭的方法也比較清晰。本科生沒有研究成果,大學之間就難以直接比較了:總不能比較一下,誰家大學,產出一級榮譽生較多吧 ?

(近年GPA盛行,卻引致「發水成績」的趨勢 ? )

牛劍學院制度成功之處,就是把高考的競爭,延續到學院,為本科生及學院導師,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。學院及導師制,應是牛劍獨有,這可能是歷史的偶然,但顯然是培養本科生的優良制度。佛利民訪問凱思一年之後,亦有如斯結論。

見賢思齊

戰前的港大,學生必須入住宿舍。戰後百廢待興,學生人數增加,「必須住宿」的原則,亦不能維持。五十年代,六名來自大馬的聖約翰宿生,為推動宿舍之間的友誼,創立了馬來人杯:即舍堂體育比賽全年總冠軍。自此,宿舍之間的競爭,便集中在體育比賽了。時至今日,舍堂文化的許多面貌,都是從體育競技演變出來。體育比賽培養學生堅毅不屈、忠誠團結的精神。在今天的社會,這些價值,對於大學生,尤其重要。

人類忠於一個小團體,每個人都互相認識;小團體之間又互相競爭,這組織方法,非常切合人類的天性 :人類進化幾百萬年,絕大部分時間,就是處於部落競爭的狀態。牛劍學院制度的精粹,就是把小團體之間的競爭,提升至學術的層次。

當然,每所大學的歷史、條件都不一樣。但港大的舍堂,已奠下了體育競技、群體價值的良好基石。若能再進一步,借牛劍的法寶,變出一招半式,也許百年之後,又有不一樣的風景。

註:梁維耀教授的精釆演講,見
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XOcMpj5bAY (選段)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-w4eBCXECk (頭段)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sWINyuO4PKY (中段)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mf-Wdyt6TA (尾段)